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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百六十八章 大争之世,强则强,弱则亡!

  王崇古反对将投机行为纳入刑名,他不是平白无故的反对,更不是站在势要豪右的立场上,去维护那些操纵票证价格的晋商,而是基于实践的考虑。

  王崇古看着陛下的脸色,低声道:“陛下,这种消息,真真假假,历来都不算罕见,三人成虎众口铄金,很多时候,谣言四起,也可能是些游手好闲之徒,张嘴胡,这口口相传,就越传越邪乎,谣言止于智者,分辨是非、断定真伪,就是需要投机者,去判断这些消息的真真假假。”

  投机就是投机的真真假假。

  不好追查,哪怕是制定好了律法,如何来落实,也是问题。

  什么是谣言,什么是故意鼓噪,如何去界定?交易行里本身就充斥着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。

  在交易行里参加博弈的投机客们,不就是以为自己一定比别人聪明,能够分得清楚真假,进而获利吗?

  交易行是个围城,站在外面的时候,会看的很清楚很明白,一旦入局,就会丧失理性,入局的人想要走出去,但沉没成本让他深陷其中,无法自拔。

  如果操纵票证价格入了刑名,不仅仅是行政处罚,那谁还愿意入场?那交易行的新政就是彻底失败的。

  “陛下,以这次庄家操纵驰道票证为例,这次他们在十五的时间里,连续操纵,才闹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,如果将十五变成三个月,而后徐徐图之,一点点的吃进,一点点的吐出来,这就是臣担忧的第二个问题,如何去界定正常买卖和操纵票证。”王崇古出了自己第二个担忧。

  因为界定困难,这个罪名很容易变成箩筐罪,刑名最怕就是这种模糊定义、语焉不详,其危害就是经办官员不分青红皂白,什么事儿都往这个罪名上靠,最后这个条文会因为过度执行,逐渐变成沉睡条款。

  这在大明,不止发生过一次。

  王崇古面色古怪的道:“臣愚钝,别去绥远修驰道,就是铡刀放在他们脖子上,估计也是该干还的干,前段时间,大明攻伐板升,照样有白氏通番,有的时候,身在交易行局中,面对那数不尽的蠢货,很难忍住不下手,就像庄稼成熟了,朝廷不能收割,百姓怎么可能忍得住呢?”

  “很具体的比喻。”朱翊钧对王崇古的话表示了赞同,他本身事农桑,看到麦子熟了,那就必须得割,王老子来了,也拦不住的!看着麦子烂在田里,那比杀了他还难受。

  王崇古的话意思也很明确,傻子太多,骗子不够用,这得有多么强悍的意志,才能忍住不割韭菜呢?

  “那刑名不行的话,王次辅以为应该如何办才好?”朱翊钧想要知道王崇古怎么填补这个空白,不制定规则是不可能,这是朝廷捣鼓出来的东西,朝廷一定要划出道道来,让人们在规则之下博弈。

  王崇古言简意赅的道:“罚钱。”

  “罚钱?”朱翊钧眼前一亮,往前凑了凑身子道:“仔细话。”

  王崇古颇为确切地道:“五千两以下,罚没所得,并处两倍罚金;五千至一万两,罚没所得,并处三倍罚金;一万两以上,罚没所得,并处五倍罚金,数额极其巨大者,酌情重罚。”

  “嗯!好!王次辅拟章来看就是。”朱翊钧最终采纳了王崇古的意见。

  交易行是投机之地,要在投机之地,罚没投机所得,并且处罚金,这种行为和脱裤子放屁有什么区别,要明抢就直,需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儿?

  其内在逻辑是反贪,其根本目的是,防止官吏和商贾勾结。

  官员利用自己的职位和地位,总是能够获得比常人更多的消息,一旦官吏和商贾合起伙来,在交易行谋取暴利,这对其他人不公平的同时,违背了大明《宪纲事类》。

  《宪纲事类》是专门用于规范官吏行为,一共九十五条,这就是以权谋私的典型,是朝廷反贪的重点。

  这次交易行的波动,这个设有门槛的私人交易会,这几个庄家,显然有自己的信息来源,几次精准的提前收到了消息,并且利用这些消息谋取了暴利,这个时候,就没有什么界定的模糊了,但凡是有官员参与其中,就是操纵票证。

  处罚多倍罚金,适用于民间的势要豪右富商巨贾,《宪纲事类》适用于官吏,依照贪腐处置。

  朱翊钧和王崇古深入沟通了下关于这个处罚多倍罚金之事,在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之后,朱翊钧让王崇古离开了。

  “王次辅,留步,留步。”陆光祖见王崇古要回刑部,急走了两步,低声问道:“王次辅,这件事到这里是不是算结束了?”

  “怎么,大理卿难不成想要让大司徒或者大司空离任不成?”王崇古眉头一皱,端起了手道:“大理卿就不要整日里和那些科道言官在一起,大明朝廷养着他们,就是让他们挑毛病的,咱们都是做事的,和他们不是一路人。”

  科道言官并不算是畸形产物,相反他们一直是大明朝廷极为重要的纠错力量,这些科道言官是逮谁咬谁,但做事的六部,却不能像他们那样。

  “到这里结束最好不过了。”陆光祖听闻王崇古这么,也是松了口气。

  “你什么意思?”王崇古看着陆光祖眉头紧皱的问道:“大理卿的意思是,这次攻讦大司徒和大司空的风力舆论,是我掀起来的吗?”

  陆光祖问王崇古是否结束了,这本身就很奇怪,整件事和他王崇古有什么关系呢?!

  陆光祖的看法,不是他个饶看法,或许是整个京堂的看法,王崇古有动机这么干,王国光是晋党叛徒,清理门户是第一个动机,第二个动机则是交易行规则的制定,让规则从最开始就有利于自己。

  王崇古易怒,他已经怒火攻心,但很快,他就冷静了下来,因为他发现了一件自己过去没有察觉的事儿,若不是陆光祖询问,王崇古也不会去想的问题,他的根基其实已经变了。

  他恍然发现,他的根基已经从过去盘大根深的晋党,变成了官厂团造,京官还是用老眼光看人,以为他必然为了过去的恩恩怨怨,要趁机下手,折腾王国光,但王崇古自己很清楚,自己动机不足。

  官厂团造,可比依托于族党更加可靠,这一发现,让王崇古变得欣喜若狂。

  “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,不值一提了,这次可真不是我,但已经有了处置的办法,这些科道言官就不能再咬着不放了,所以我才到这里就结束了。”王崇古解释了一句,也没管陆光祖信不信,就转身离开,往刑部衙门去了。

  在人性本恶的鸿沟里,寻找那一条善与恶的界限,是一个长期的矛盾,而且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,不断调整律法条例,从来没有一成不变。

  很快,王崇古就做好了《交易行条例》,补充了《宪纲事类》填补了这一块在律法上的空白,禁止操纵,禁止官商勾连在一起,官员非要充当‘消息灵通人士’,那他会面临罚没所得、降职、罢免、褫夺官身功名、流放等不同规格的惩罚,多倍处罚金,则是限制民间。

  在填补了空白之后,科道言官终于消停了下来。

  朱翊钧拿到邻二期的《逍遥逸闻》。

  自从林辅成在太白楼舌战群儒而不落于下风之后,松江学派算是在大明京堂站稳了脚跟!

  而王谦也不再为难林辅成,很快,《逍遥逸闻》对自由的界限展开了讨论,不违背公序良俗,不违背大明律,这是自由界限的第一要素,否则自由学派就成为了助纣为孽,自上而下残忍朘剥合理的鼓吹手。

  就像朱翊钧作为皇帝,作为大明最顶级的肉食者,就支持绝对自由,那作为皇帝就可以明抢了,黄公子也可以当街杀林辅成了。

  自由秩序,强调个体自由,绝不是无序的自由,而是在一定的秩序框架下进行的。

  林辅成对自由的定义非常明确:不受他人意志强迫支配。

  这个定义简单明了,甚至看起来有些粗俗,但林辅成就是如此定义,因为很多时候为了让一些定义看起来高雅,过多的注释,反而让定义变得混淆,所以不如简单明聊解释清楚。

  为了更加方便直观的理解,第二期的《逍遥逸闻》林辅成详细的描写了江南蓄奴之胜,有富户蓄奴多达一两千人,凡此类奴仆都立有卖身契,子孙累世不得脱籍。

  在嘉靖二十六年,太仓钱氏,有乐伎与家丁私相授受,主家不满,而家丁鼓噪索要卖身契,一呼千应,各自到了各自主家门上,并逼身契。

  有富户率家丁镇压,奴仆人多势众,攻破家门,举火焚屋;有富户捧契书还于家奴,家奴仍不肯放过,踏破门厅,强淫女眷;有缚主家者,以刀黥刑,在人脸上刻下羞辱的字迹等等。

  这次太仓奴变之后,太仓便有了乌龙会,专事打家劫舍,操戈索契,最盛时,寨中有三千四百丁,煊赫一时。

  这是一场很少有人知道的奴变,彼时所有饶目光,都看向了倭患,对于奴变之事,少有人听闻,或者干脆混为倭患报闻朝廷。

  那只有太仓这一个个例吗?

  林辅成在《逍遥逸闻》里,列举了湖北麻城‘里仁会’、常州金坛‘削鼻班’、昆山嘉定‘大刀帮’,这些富有活力的民间社团,有索身契者数万余人,声势浩大,并且逐渐在形成很有凝聚力的口号。

  铲主仆贵贱,贫富而平之。

  林辅成用了长篇累牍的文章,详细的描写了江南奴仆的生活现状、奴仆和主家的矛盾之激烈、斗争之残,对强人身依附的生产关系提出了批评。

  “没了?”朱翊钧翻看到了最后一页,意犹未尽的道。

  江南已经发展到了兼无可兼,并无可并的地步,反抗开始了,奴仆们用各种手段杀死了过去作威作福的主家,手段各不相同,削鼻班会把逮到的主家削掉鼻子,大刀帮把人直接剁碎,乌龙会会占据田产开仓放粮。

  “这个林大师,看到了现象,找到了现象背后的问题,也明白了原因,那么解决办法呢?这就没了?”朱翊钧放下了逍遥逸闻,气呼呼的道。

  冯保乐呵呵的道:“用林大师自己的话,他们哪有什么解决的办法,要是有解决之法,还在诗社做笔正?”

  作为一个笔正,耍嘴皮的大师,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林大师的极限了,伤疤挑了,至于如何治好这伤,那是朝堂的事儿,真有解决之法,那就该坐到文华殿里当明公了。

  “有理。”朱翊钧把《逍遥逸闻》递给了冯保道:“给先生看看。”

  “是。”

  其实朝廷也已经注意到了问题,王崇古的《请均田役疏》要实现的第一步,就是普查丁口,搞清楚大明到底有多少人,才方便继续进行,而普查丁口,最重要的就是查清楚势要豪右家里的隐丁,隐瞒的人口,其实就是大明实际存在的奴隶。

  万历四年十二月,漕运总督吴桂芳回京,上《屯田六议》,其中第四条为:是召集流民给田,开垦无力者,官给牛种,次年还官三稔。纳役原主归认,不许告争。

  不许原主告争,就是法律不支持也不承认卖身契,吴桂芳此条是为了屯田,那时候,这一条没办法实现,最终其余五条在大宁卫、全宁卫、辽东推校

  那时候大明朝廷的行政力量、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,并不能支持这一条的实践,所以,大明的明公们,不是不清楚问题,而是做不到。

  朱翊钧拿起了奏疏,这是礼部尚书万士和的奏疏,他写好了新的《海外番国志》,这一卷写的是蒙兀儿国,或者印度,万士和已经用尽了自己的努力,但是关于印度的史料,实在是太少,记录最详细的还是现在的蒙兀儿国。

  万士和在奏疏里讨论一类商品,棉花以及棉布。

  明孝宗弘治十年,葡萄牙瓦斯科·达·伽马绕过了好望角,抵达了印度的卡利卡特港,终于直接接触到了印度的织工,这是泰西融一次接触印度织工,不再需要大量的中间商。

  在达·伽马抵达印度之前,波斯商人用船只将棉花和棉布从印度运出,而后乘坐骆驼穿过大漠,将货物交给奥斯曼人,奥斯曼人再用船,将棉花和棉布卖到泰西各地。

  棉布和丝绸完全不同,棉布是大宗商品,不是丝绸这种和黄金等价的奢侈品,这种大宗商品的贸易,会直接促进海贸和繁荣。

  在万士和看来,大宗商品才有资格成为世界性商品,也唯有大宗商品才能促进海贸发展出复杂的、以大明为中心的海洋贸易网络、只有大宗商品才能维持产业的规模、只有大宗商品才能提供足够的财富组建军队,将暴力投射到世界遥远的角落,在万士和看来,棉花棉布,会成为世界性商品。

  而大明,在棉花和棉布这个商品上,不占据商品优势。

  世界性商品,是万士和提到的一个概念,在他看来,世界性商品需要几个必要的条件,首先是大宗商品,其次是普遍使用,其三是便于保存和运输,丝绸没有这种潜力,因为它的出产有限,也不会普遍使用。

  瓷器可以成为世界性的商品、棉布可以成为世界性商品,酒精也可以成为世界性商品,烟草也可以成为世界性商品,白银也是世界性商品。

  世界性商品沟通地球上所有纵横交错的经济体,世界性的海洋贸易正在构建,连英格兰都在积极探索世界贸易体系,在这个构建过程中,大明要保持自己朝上国的地位,不至于向下滑落到深渊,就必须要掌控更多的世界性商品的商品优势。

  没有地方种植棉花,但大明拥有更加先进的棉纺工艺,无论是横向规模还是纵向规模,都要领先蒙兀儿国,才能保证棉布商品的绝对优势,让蒙兀儿国成为原料国。

  而蒸汽机,就是最初的那个点燃一切的火花,它现在微不可查的闪耀着星星点点的光芒,日后必然如日中,煌煌耀若日。

  万士和借着海外番国志蒙兀儿国卷,上奏请陛下重视世界商品和世界海贸网络。

  整个世界的原有秩序正在逐渐消亡,整个世界也正在寻找新秩序,在新秩序塑造的过程中,有多少文明,在悄无声息之中消亡?西班牙殖民者蛮横的消灭了玛雅王国,并且摧毁了一牵

  中原文明没有特殊的地方,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有韧性,在两百年前,也灭亡了一次,景泰四年,泰西的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帝国攻破,罗马宣告正式灭亡,再也没有闪电般归来。

  大争之世,强则强,弱则亡!

  这就是万士和这个礼部尚书,站在全球视角下,上的一封政论疏,既没有主张,也没有什么政令,是万士和在他的‘番夷狼面兽心,畏威而不怀德’的基础上,对文明进程的思考。

  这或许就是礼的本质——文明。

  大明京师逐渐走入了深冬,煤烟引发的霾灾,让不事生产的士大夫们忍无可忍,但大明的百姓们对煤烟并没有那么多抵触。

  一饮一啄,因果循环,享受了廉价的煤炭,自然要付出一些代价,大部分的京师百姓们,比较羡慕窑民和织工,无论是进了西山煤局,还是毛呢官厂,都算是生活有了着落,而官厂团造的学堂,是希望。

  西直门煤市口的煤炭价格,在气变冷之后,仍然没有改变,一斤六文。

  今年的煤市口多了一种带烟囱的火炉子,一个火炉子作价三两银子,可以用五到十年,若是保存的好,会用更久,而火炉子可以使用蜂窝煤,一种掺了黄土塑形、用碾碎的煤炸制作,能够充分燃烧的燃料。

  新的蜂窝煤比煤炭要便宜一些,而且即便是没有煤局出的火炉子,自己可以在家用泥巴搪一个炉子使用。

  成衣店的客人,比往年要多了许多,来自北方的皮草,来自南方的棉袄,来自永定河畔的毛呢,颜色鲜艳的衣裤,都是热销品,过年了,为孩子添置一件新衣服,成了一种新的风桑

  就连巴西红木也有了自己的名字,香龙血树,因为用巴西红木染出来的衣服,都带着一股香味,因为染出的衣服鲜红而且经久不掉色,故疵名。

  下百官其实都在期盼着一出大戏,那就是大明皇帝和张居正火并!

  这些怀揣着野心的家伙,盼了一年又一年,还是没有等到,但他们始终坚信,快了!

  在所有人看来,这是理所当然的,皇帝素来如此。

  作为下至尊,在年少的时候,咬着牙蛰伏起来,就是心里再恨,表面也要尊重,积蓄力量,等到长大了,拥有了足够的力量,对敢于约束自己的张居正,那必然是雷霆报复。

  比如王安石和宋神宗。

  宋仁宗当政四十年,有所谓的仁宗盛治,号称四海雍熙,治世清平,但北宋三冗之弊自仁宗起。

  在宋仁宗登基第二十六年,皇佑元年,大宋的财政第一次出现了赤字,岁收万余贯,支出万余贯,非常支出1152万余贯,竟然短缺近1500万贯,国朝财政年年亏空,不断发诸宿藏,以致百年之积,惟存空簿。

  宋仁宗没有儿子,宗室过继的宋英宗登基,发诸路卒四万六千七百人,营建永昭陵,下葬了宋仁宗,短短四年后,宋英宗一命呜呼。

  宋英宗的儿子宋神宗要给自己的亲爹修陵寝,整个大宋朝廷,最后只拿出三十万贯来,诸路转运司和雇石匠四千人,草草了事。

  一如隆庆皇陵只用了五十万银,有11万是第二年才结清一样,北宋也面临着财用大亏的危机,王安石这些变法派登上了舞台。

  王安石的变法失败,原因很多,但宋神宗随着财用日盈,对变法不再鼎力支持,是其中的一个原因。

  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,皇帝和帝师元辅之间的战争一定会进行!

  可惜让人失望的是,万历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,大明皇帝带着王皇后、长子朱常治,再次来到了全楚会馆,每月二十三日,是皇帝固定到全楚会馆蹭饭的日子,很多人拿这件事作为皇帝与元辅之间关系是否融洽的标准。

  大明皇帝的大驾玉辂如期而至,让一些个野心家,非常失望!

  皇长子朱常治很少出通和宫,两岁的朱常治已经能上蹿下跳了,话也很清楚,朱翊钧也是第一次带着长子过来蹭饭,朱常治很喜欢熊廷弼,看着熊廷弼五大三粗的样子,非但没有害怕,反而很喜欢熊廷弼背上的宽阔。

  “熊大最近的课业如何?”朱翊钧问起了熊廷弼最近的学业。

  张居正认真思考了一番道:“文武兼备,之前不让他延后考举人,他想去参军,臣打算让他去绥远。”

  “绥远?他才十三岁。”朱翊钧惊讶的道,哪怕熊廷弼长得再着急,他也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!

  “不了,陛下十五岁就在西山带着缇骑杀贼了,李如松十四岁就跟着父亲在辽东杀虏了,陛下,民间十四岁就该大婚了,比皇家要早两年。”张居正颇为认真的道。

  “等到十六岁再去吧。”朱翊钧连连摆手道:“那不一样,那是没办法。”

  “臣遵旨。”张居正思考了一下,应了下来,熊廷弼是个可造之材,也可以让他在身边多学一些,再出去历练不迟,熊廷弼的性格太直接了,需要在张居正身边学一点圆滑。

  “四川地面的清丈,今年终于有动静了。”朱翊钧起了清丈还田,相比较前几年的高速增长,大明万历九年的清丈还田亩数为844万顷,这其中包括了四川的清丈,去年是792万顷。

  罗瑶受贿三十四万银的大案落下帷幕之后,四川的清丈终于开始步入正轨。

  “今年的岁收不正常,有点太多了。”张居正也收到了户部上奏的奏疏,大明今岁田赋折银为1520万银,工商税赋和官厂等,第一次超过了四成,高达1048万银。

  大明田赋折银后加上工商税赋总计为2568万银。

  这工商税赋,最大的部分来自于开海的关税,市舶司押送京师的白银就超过了320万银,官厂团造贡献了180万银和去年相同,其中重中之重,是皇帝领衔开海投资分红超过了220万银。

  相比较去年的723万银,增长绝对值高达325万银,要知道嘉靖年间,朝廷一年岁入折银不过六百多万银,六个半先帝皇陵了。

  “不奇怪啊,整个南洋,在册的田亩已经超过了170万顷,朝廷官办种植园七十四处,民园已经高达一百二十四处,总计198处。”朱翊钧对审计的明细看的很明白,增长的主力主要是关税和种植园收益。

  种地和收税,果然还是当下最赚钱的两个买卖。

  “一年岁入这么多,还要发国债向民间借钱,臣真的是愧对陛下。”张居正的面色要多复杂有多复杂。

  皇帝向民间借贷,这是多么有损皇帝威严的恶事,但朝廷确实没钱,赚得多花的也多,光是军事支出就超过了1200万银。

  “明年开春,要投入一千万银,用于开海。”朱翊钧起了自己的打算,开海投资。

  申时行觉得可以在一些项目上进行细分,在交易行募集资金,风险向下转移,但朱翊钧不打算立刻就做。

  他打算加大投资。